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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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權 (Sexual Rights)

 

 

性權就是把人權的框架延伸到與性相關的種種思想、行為、身份、慾望、表達以至社會政策的制訂上。性權的萌生就是建築在既有的人權概念和實踐的基礎之上,套用在國際社會間大致取得共識的人權理念,尤其是相關的法律建設,為形形色色的性提供保障。當代的性權觀念萌芽於20世紀初,是由早期的天體運動、避孕資訊及工具自由流通的爭取、以至反對色情審查所催生的。而自由嫁娶和降低離婚申請門檻的倡導運動、私生子的權益爭取、同性性行為除病化和非刑事化的長期抗爭和性自由的提倡,也為性權觀念的誕生提供了豐富養份的文化土壤。

把權利論述(rights discourse)套用在性這個遼闊的領域內有深刻的文化意義。對一般人而言,性行為、性身份和性慾望都只是床笫之私,不屬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內可以高談闊論、評論分析的「私事」,更遑論為被受污名和打壓的性小眾爭取空間。性權的提出,揭示了性其實不是那麼私隱,僅僅屬於個人喜好品味的範疇,不同的性行為、性身份、性慾望和性表達原來都按一些人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想法,被劃分高低、優劣、好壞、正常與變態、和道德與不道德。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可能按著一些宗教信仰、文化習慣、道德價值以至科學知識,來為琳瑯滿目的性分門別類、給予名目和排序分層。因此,有一些性行為、性身份或是性慾望,會比另一些更具正當性(legitimacy),甚至被奉為絕對、正常、合理的典範,形成對一些性小眾的壓迫。在西方社會,維持這些高低、優劣、好壞邊界的力量曾經一度來自基督宗教的道德規範,但進入19世紀,法律、媒體、醫學和教育等社會體制相繼成形,逐漸取替宗教的角色,規範著人類的性。

雖然這些社會體制都曾經甚至仍然對一些非主流的性施加嚴苛的打壓,例如有同性性行為的男子在1965年前的英國會被判死刑,但同時間,隨著一些思想家的倡議和民權運動在民間積極開展,人權觀念亦逐步納入建制系統內,最為人所共知首要數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其後於1976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就是以國際法的形式來落實《世界人權宣言》。簽署這些公約的國家須履行國際法的責任,修改或制訂本土的人權法例,《香港人權法案》(《香港法例》第383章)就是在1990年這個背景下出台,1991年獲立法局通過生效。

性權的觀念除了打破「性只是個人喜好」,揭示哪一種性被接受、哪一種性卻被貶斥,甚至被懲罰都在在牽涉權力關係外, 把性看待為一種權利,還便利了一些因為性而遭受打壓的人,借助已經漸有雛形的人權論述和案例,來為自身的弱勢地位爭取空間。哲學家一般把權利分為積極(positive)和消極(negative)兩種。權利的消極面向就是指,當某一行為對他人不構成傷害時,政府不應介入。有些論者說得更明白,人權就是抵擋政府或國家隨意侵擾人民生活的道德盾牌(moral shield)。這種消極的權利觀念強調的是對政府或國家權力的限制,為她的權限設定合理範圍。而權利的積極面向就是指,政府應該對一些弱勢社群提供協助,讓她/他們不會因低微的社經地位而無力追求自主(autonomy)和實現自我(self-actualization),政府提供社會福利就是積極權利的例子之一。性權的涵義多以消極的形式表現,這與一些性行為、性身份和性表達曾經被嚴重逼迫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歐美性權運動誕生之初,倡議同性戀和性工作者除罪化、除病化、解除色情審禁、取消合法性交年齡設定、容許合法墮胎等,都是消極性權的追求。及後,性權運動也開始追求積極的性權,要求政府推行全面的性教育、提供廉價的愛滋病治療藥物,以及協助殘障者滿足情慾等(例如荷蘭就有市政府為心身殘障者供提定額津貼,資助她/他們購買性服務)。

雖然截至現時,性權還未被正式納入聯合國的人權議程,但不少學術機構和民間組團其實已紛紛草擬了回應她/他們各自社會情境的性權宣言。例如,早於1930年代,第一波性權運動的推動者之一,「世界性改革聯盟」(World League of Sexual Reform)就曾草擬《人類性權大憲章》,呼籲各國將性權列入憲法之中。1997年6月,於西班牙巴倫西亞召開的第14屆世界性學會議就通過了《巴倫西亞性權宣言》。同年,香港的同志團體「姊妹同志」(Queer Sisters)首次在華人社會裡高調提出「性權就是人權」,及後由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改寫為《性權就是人權宣言》。1999年,「世界性學會」再進一步制訂《性權宣言》,勾勒出性權在文化、經濟、政治等的大致輪廓。

雖說性權這個觀念還未得到社會體制(例如法律)廣泛接納,但近年香港在性權也有些微寸進;例如, 從2005年到2008年,由原訟庭、上訴庭以至終審法院,均曾經基於性傾向歧視違憲的原則,裁定《刑事罪行條例》中有關男男肛交合法年齡的部份條文失效(Leung TC William Roy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HCAL160/2004 657, Leung TC William Roy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CACV317/2005),以及推翻廣播事務管理局針對同志在公共媒體中呈現的歧視決定(曹文傑訴廣播事務管理局 HCAL6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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